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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在福州(九):在习书记支持下,福州的科技事业起飞了

发布人:  发布时间:2019-12-31   浏览次数:103

  采访对象:高翔,1943年7月生,福州人,民盟成员。196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,1980年在福州市第二中学任教。1988年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,1991年任市长助理,1992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1997年任副市长,2003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2010年退休。

  采 访 组:邱 然 陈 思 黄 珊

  采访日期:2019年6月7日

  采访地点:福州市西湖大酒店


  采访组:高市长,您好!您在福州市教委工作时,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,您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,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?

  高翔: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是1990年4月,那时他刚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。当时我也刚告别一所高中的教师岗位,到福州市教委任副主任。教委领导派我跟随习书记到福州各个县调研。调研过程中,我和习书记没有单独谈过话,但我一直在留意这位新书记的工作方法。

  习书记专门到乡下最贫困的地方去了解情况,到基层单位,到小学,到田间地头,到老百姓家里走访。一开始他就是看,和群众交流,不听当地领导的汇报,等到了一个地点之后,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,他才开始听汇报,并结合看到的、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来对照汇报的情况。真实情况该怎样就是怎样,他一清二楚,谁也蒙不了他。他有着独特的、认真细致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,整个过程就像剥笋一样,一层一层,由外及里,由表象到本质,通过这个过程找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,问题的本质是什么。

  习书记开会的过程,也非常讲求实效。念念稿、走个过场这种事在他的会上是不存在的,他不仅以自己调查研究所看到的情况来分析问题,还要请与会者说出各自的看法,指出哪些方面存在问题,如何落实解决问题等等。习书记当时就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:“我们做工作要抓关键环节,就如同牵牛要牵牛鼻子一样。”这句话当时给我触动很大,我是插过队的知青,知道一头牛有上千斤的分量,牛脾气又很犟,你推也推不动,抬也抬不起来,牵着牛鼻子,它才能乖乖地跟你走。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、遇到问题也是这样,总是要通过科学、细致的调查研究,找到那些关键问题,找到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“牛鼻子”,工作才能有实效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注重调研、讲求科学方法的特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些对您后来的工作是否有帮助和启发呢?

  高翔:那肯定是有很大帮助和启发作用的。在习书记来福州之前,我刚刚从教师身份转变为干部,担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,巨大转变让我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,工作上的困难和阻力也让我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领导岗位,内心深处希望能返回讲台,继续当让自己得心应手的教师。但是,自从跟随习书记下乡调研以后,我从中得到很大启发。当时我心里想:我现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,发愁这个工作推动不下去,那个工作开展不起来,还不如到学校去,到乡镇基层去,自己去看,去调查研究,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。

  当时,职业学校的招生、教学、学生就业都在我分管负责的工作范围内。我走了好几个学校,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,即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出路,这也是职业教育和社会需求如何挂钩的问题。我借鉴了习书记善于在同类工作中寻找共性,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,牵住“牛鼻子”,如同治病要治本,除草要拔根,而不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地被动解决问题。于是,我围绕这个问题跟各个学校的校长一起调查,一起研究,从教学上、制度上研究提出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挂钩的种种举措,加强用人单位与职业学校的沟通,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工作。这样下来,以后的工作就越来越顺畅了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初,福州市农村的小学教学工作非常涣散。很多村里的学校都人去校空,尤其是偏僻的小学,学生寥寥无几,不少学校教师包教“语、数、音、体、画”,也有不少教师辞职改行的。当时,我跟习书记下乡调研,到了福清,当时是一个中上等发展水平的县,不少村办小学也办得零零落落。习书记问我,农村小学这种状况,教委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?我因为之前调研过,回答还是比较有底气的,我说:习书记,我之前也走了几个县几个村,初步考虑把村与村之间办得不景气的小学合并,合并之后,经费集中使用,校舍、宿舍和食堂都可以办起来,让师资力量集中起来,乡镇和县里面整合各村的教师到中心校,也整合原来县和村给学校的拨款,集中办学,提高效率和质量。习书记当时就在调研会上肯定了我这个思路。

  后来,全市农村教育就按照这个思路不断完善,有了“弱弱联办”“强弱联办”的模式,还安排优秀教师定期支教,各村的小学办学都逐渐有了起色。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,也不断在教育经费、师资力量、政策措施等各方面给全省各地的基础教育提供支持。那时我已经在福州市政府工作了,在省、市全力支持下,贫困乡村的小学里面逐渐办起了食堂,伙食还不错,宿舍也干净整洁。后来,这样的农村小学在福建省各县(市)很普遍,效果也都很好。习书记到省内各地视察,看到农村基础教育有了可喜变化,非常高兴。

  采访组:您于1991年担任市长助理,接触大量政府工作,从那时起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打交道就更多了吧?

  高翔:是的。1991年,我到福州市政府当市长助理,同时我还担任民盟福州市主委。那时候,市委书记和副书记要和民主党派结对子、交朋友,我和致公党的一个主委黄双月就跟习书记“结对子”、交朋友。这个朋友可不只是名义上的,习书记经常找我们谈话,认真了解听取民主党派的工作情况以及意见建议。我那时还担任了民盟省委会的副主委,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。我们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会议和专题研讨,习书记都亲自参加并讲话。

  当时,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,经常要列席市委常委会,领导同志们经常就一些议题热烈讨论,各谈各的意见,内容交错复杂。每次习书记听完作最后总结时,他都把这些事情融合起来,通盘考虑,指出问题的核心是什么,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,其中的难点在哪里,从哪项工作开始切入……他是常委会名副其实的主心骨,每次他一讲完,与会的同志都心服口服。

  1997年的时候,习近平同志已经到省里当省委副书记了,我那一年任福州市副市长,主管科教文卫工作。福州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。作为分管科技的副市长,对福州在科技方面如何发展很焦急。我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,到北京开会的时候,就找到我的同乡、一位著名学者请教。我对他说,我现在当副市长,最苦恼的就是科技发展问题,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指点?他说,你赶快去申报软件园,国家目前只批10个,现在已经批到第7个了。将来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要靠科技来推动,而软件产业的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。

  我回福州以后赶快查资料,又组织科委和政府办公厅一起研究,确定福州必须走这条路,大力推动这项工作。之后我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市长办公会,又送到市委办公会。市委常委会上,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些人表示不支持:福州在没有科技产业的条件下发展软件业,这简直是想一口吃个胖子,一步登天。

  我当然不信这个邪。习书记说过,考虑好了的事情就要决定,就要坚持做好,不要半途而废。幸运的是,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:“我市要争取这个软件园项目。”那段时间,我长期跑科技部,竭尽全力要把这件事情落实下来。但是,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,虽然每月跑两三趟科技部,但我在北京两眼一抹黑,既不认识科技部的领导,也没有熟人,进退两难,心里别提多难过了。我自己的成败与否倒是小事,但该做的事情做不好,辜负了政府对我的信任,辜负了民主党派对我的推荐,我又如何交代得下去呢?

  有一天,我在福州市政府正为申报软件园的事情发愁。习书记的秘书从省委来市政府找我了,他说:高副市长,你在跑科技部批软件园啊?我无奈地说,是啊,跑不下来,连办公室主任都不见我。习书记的秘书笑了笑说:你直接去科技部找部长吧,给你联系好了。我的心激动得“扑通扑通”的,当时眼泪都差点掉下来,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是连连答应着:好的,好的,我马上去北京。

  接下来,福州市申报软件园的事情就进展得很顺利了。记得在一次有关科技的会议上,习书记指出:“只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,只要看准了,就可以大胆去试验。”以后这句话就成为我的“尚方宝剑”,再有消极退缩的论调,我就拿出这句话来说服自己,也说服对方。

  习书记鼓励我们大胆干、勇敢闯,让我们做事要往大处想、高处想,他到省里工作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。软件园建成之后,为了提高软件技术人员的水平,福州市在软件园内设了一个研究生班。在省政府的支持下,通过在清华、北大工作的福州老乡的帮助,请了这两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定期来福州上课。同时,省政府也十分支持福州市在琅岐岛开展“清华北大筏艇赛”,为了给软件园吸引人才、扩大影响,我们租了2辆汽车,把这些科技人才从琅岐岛拉到软件园去参观,希望他们毕业后能来福州工作。在省、市的支持下,两校筏艇赛举办了四届,省里还拨了经费支持我们。那几年,习书记在省里多次接见清华、北大等高校来福州的领导和专家学者,感谢他们对福建人才培养及科技发展的支持。

  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。当时习书记接见清华领导时,我也在场,我听到习书记跟清华的领导“商借”一位人才来福州大学担任校长。后来,这件事情办成了,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吴敏生到福州大学来担任了多年的校长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,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,您当时在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,和他在一套班子里工作。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对人大工作的创新及具体举措。

  高翔:习书记始终很重视人大工作。在他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前,人大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重要作用,当时民间有句话讽刺说:“市委定调,政府干活;人大举手,政协聚餐。”虽然有点儿偏颇,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。

  习书记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,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。他把人大的工作提到很高的位置,1994年,他在人大会议上明确指出:要发挥人大在福州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习书记在市委会上通过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》,进一步凸显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。

  习书记非常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。比如,对福州“三坊七巷”的保护,他亲自与文物局局长曾意丹去现场调研并指示:“要把全市的文物保护、修复、利用搞好,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,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,传给后代。”不久,在他的领导下,福州市人大在全国率先出台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》,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。

  习书记主持人大工作以后,所有立法工作都要通过法制创新课题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来,习书记要求定期研究人大的工作制度,加强法律监督管理。从此以后,人大真正成为稳定福州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
  采访组:您任福州市副市长期间,习近平同志在文化工作方面都给了您哪些具体支持?

  高翔:我任福州市副市长的时候,分管文化工作,文艺演出是文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。我调查了福州市的闽剧团,发现团里的演员老化严重,都演不动了。我一看,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,闽剧没有后来人了,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保留下去,如何留给后人呢?后来,在习书记的支持下,福州市把闽剧学校从省艺术学校“分离”出来,由市里独立办一所闽剧学校,让年轻人学习这门传统艺术,让闽剧后继有人。现在这个戏校还在办,这门艺术不仅得到传承,而且得到丰富发展。

  当时,福州市歌舞剧院,主要招收了一些民间演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办演出,专业性不够,效果也比较差。在习书记支持下,市里拨款在北京舞蹈学院专门办了一个“福州班”,送了12名11岁左右的小演员赴京学习舞蹈艺术。现在这些人都成了福州市艺术界的主力军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,他和家人都生活简朴,待人真诚,和市民结下深厚友谊。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小故事与我们分享?

  高翔: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,一直住在市区一个狭窄的小巷子里。他住的那栋楼比较老旧,房间面积也小,远没达到他的级别应当达到的标准。市委后来有了条件更好的房子,习书记也没从这栋小楼搬走,一直住在这个小巷子里。那个地方是福州最普通的市民老百姓生活聚居的场所,很接“地气”。附近老百姓也都知道,市委书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住在自己身边。

  彭丽媛同志生小孩以后,仍然在这个地方生活。孩子出生以后,彭丽媛同志的母亲来福州帮忙带孩子。习书记平时生活很简朴,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也是这样。小孩子穿的衣服,她们不买高档的,只到楼下一个小裁缝店去做,几块钱、十几块钱就能做一件衣服。

  那个裁缝店很简陋,当时就跟一间报刊亭差不多大。店主是个福州长乐县来的农村女孩,她爱人是福州园林局工人,小两口都是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。由于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回宿舍都经过这家小店,她们之间就成为了朋友。彭丽媛同志每路过这家小店,都会亲切地和女孩打招呼。夏天天热的时候,彭丽媛同志的母亲经常抱着小外孙女,在小店里坐一会儿,和女店主拉拉家常。

  习书记离开福州的时候,彭丽媛同志的母亲还专门到这家裁缝店去道别,她说:我们一家要搬走了,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照。女店主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,她说,老人家,你一直照顾我的生意,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呀。女店主后来跟许多人都说起这件事,舍不得他们搬走。

  习书记一家人待人诚恳热情,谦逊随和,在左邻右舍老百姓中的口碑非常好。直到今天,那里的人们还对他们一家念念不忘。

  2002年,习书记离开福建的时候,大家欢送他、与他合影留念,我当时在外地出差,没能参加欢送和合影,心里难过极了。习书记到浙江以后,他的秘书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:高市长,习书记向你问好。然后,习书记还接过电话,对我说:“高翔啊,你以后到浙江来,跟我招呼一声。”我心里很激动,我说:“好的,好的,习书记,谢谢您!”

  时光荏苒,一转眼10多年又过去了。党的十八大以后,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国家也越来越繁荣富强,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我们这些老部下大多已经退休了,但谈起习书记大家都是赞不绝口。我们衷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的同时,注意保重身体,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        (来源:学习时报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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